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不是爱酒 张晓答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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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爱酒

张晓风

　　不知道冬日是不是读诗的季节？我常在冬天里想到读诗。书架上的，以及心底的。我不喜欢哲学书，如果我读过哲学，大概都是从诗里读到的。

　　读诗让我想起许多事。

　　不是人人爱酒的。白居易爱的是一个“晚来天欲雪”的黄昏，去邀一位故人来赴“红泥小火炉”的约会的情趣。那位叫刘十九的朋友或许赴约，我们只读到千年前那一点点的闲情雅兴，那夜的酒早已挥发，不朽的是那一片情怀。

　　而元曲中的刘致也用“瘦瓢，带糟”舀酒的句子来刻画村酒的原始粗犷：一只疙疙瘩瘩的葫芦瓢，狠狠地伸入酒缸，连糟带酒，胡乱地舀起来就喝，自有一番金杯玉盏之外的豪情。

　　而关汉卿的句子尤其迷人：

　　旧酒投，新醅泼，老瓦盆边笑呵呵，共山僧野叟闲吟和，他出一对鸡，我出一个鹅，闲快活。

　　那样的饮酒情趣又岂在吟？

　　中国诗人好像都是如此。他们爱花，但爱的是花所能完成的隐逸、高洁或烂漫的意象；他们爱月，但爱的是故乡的或故人的联想；他们爱玉，但永远不愿以克拉计算它的价值，因为它是被用来象征“君子之德”的（由于它的致密、坚实、润泽）；他们爱马，爱的是那种振鬣长鸣，万谷回应的雄风。

　　记得陶渊明吗？他幽默地给自己弄了一张无弦琴，并且题诗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他爱琴，爱的竟是众弦寂然之后的“琴趣”。

　　生命，何尝不是一样的呢？所有的垂死者几乎都恋着生命，但我们真正深爱的，是生命中的什么呢？

　　如果生命是一瓮酒，我们爱的不是那百分之几的酒精成分，而是那若隐若现的芬芳。

　　如果生命是花，我们爱的不是那娇红艳紫，而是那和风丽日深情的舒放。

　　如果生命是月球，我们爱的不是那些冷硬的岩石，而是在静夜里那正缓缓流下来的温柔的白丝练。

　　如果生命是玉，我们爱的不是它的估价表，而是那暖暖柔光中所透露的讯息。

　　如果生命是琴，让我们，让我们忘记这长达一百六十厘米或一百八十厘米的梧桐木，我们爱的是音符和节拍之上的音乐。也许别人听不到，但我们知道，它那里，在一个小小的挠拨的动作里，可以触动多少音乐啊！

　　如果我们爱生命，也必有什么是在这血、肉、脂肪、皮肤、毛发之外的美好。我这样说，你能同意吗？我不是说酒不够美，我是说美酒之外必然还有什么饮趣。

　　圣经上说：“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久的。”我喜欢自己这健康的、有弹性的身体，但我们更爱的是这身体之外的一种更动人的什么……

　　我因而相信心灵，相信灵魂。

　　你能同意吗？如果我们相信饮趣比饮酒更重要，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必有什么是比这七尺之躯更为昂然、更为敏锐、更为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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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关于“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的争论。这些争论的中心问题是生命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所谓利，指有益于生活；所谓欲，指生活中的要求。而所谓义，所谓理，指生活所应遵循的准则。“理义”亦即道德。生命、生活与理义、道德，究竟有如何的关系？

　　人，作为具有社会性的生命，不但有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有精神生活的需要。《礼记》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是人的物质生活需要。但是人不仅有物质生活，还有超越物质生活的精神生活。何谓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即是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何谓真？真即是对于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何谓善？善即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亦即道德。何谓美？美即艺术的享受。

　　人与人之间有竞争的关系，也有合作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胜过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然后社会才能存在，才能发展。恩格斯说：“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合作与斗争是同时存在的。道德即调节斗争与合作的基本准则。

　　孟子曾引阳虎之言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这所谓为富指执政者聚敛民财，所谓为仁指施行仁政。聚敛民财与施行仁政确实是相互违反的。但是，如果从另一意义来讲，如果为富指经营商业，为仁指做有益于群体的事情，则为富与为仁还是可以相容的，不但可以相容，而且相得益彰。据闻现代日本有一位企业家提出“仁富合一”的主张，运用仁富合一来经营企业，取得显著的成就。这是值得注意的。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仁富合一的，也不乏先例。如孔子弟子子贡，善于货殖，但作为孔门弟子，也是“以仁为己任”的，表现了很高的道德品质。当代有许多国外华人企业家，致富之后，大力资助祖国的文教事业，这也是富仁合一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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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伦·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长诗”这个名称压根儿是自相矛盾，最长的诗不能需要半点钟以上的阅读。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二三分钟。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面的轻鸢剪掠。当然，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止了中国诗的篇幅。可是，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

　　一位中国诗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另一位诗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用最精细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恰符合魏尔兰论诗的条件：

　　那灰色的歌曲，空泛联接着确切。

　　这就是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我愿意换个说法，说这是一种怀孕的静默。说出来的话比不上不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济慈名句所谓：

　　听得见的音乐真美，但那听不见的更美。

　　我们的诗人也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又说：“解识无声弦指妙。”有时候，他引诱你到语言文字的穷边涯际，下面是深秘的静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有时他不了了之，引得你遥思远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不知”得多撩人！中国诗用疑问语气做结束的，比我所知道的西洋任何一诗来得多，这是极耐寻味的事实。试举一个很普通的例子。西洋中世纪拉丁诗里有个“何处是”的公式，来慨叹死亡的不饶恕人。英、法、德、意、俄、捷克各国诗都利用过这个公式，而最妙的莫如维荣的《古美人歌》：每一句先问何处是西洋的西施、南威或王昭君、杨贵妃，然后结句道：“可是何处是去年的雪呢？”

　　巧得很，中国诗里这个公式的应用最多，例如“壮士皆死尽，余人安在哉”；“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人谁在”；“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春去也，人何处；人去也，春何处”。

　　问而不答，以问为答，给你一个回肠荡气的没有下落，吞言咽理的没有下文。余下的，像哈姆雷特临死所说，余下的只是静默——深挚于涕泪和叹息的静默。

　　因此，新式西洋标点往往不适合我们的旧诗词。标点增加文句的清楚，可是也会使流动的变成冻凝，连贯的变成破碎，一个复杂错综的心理表现每为标点所逼，戴上简单的面具，标点所能给予诗文的清楚常是一种卑鄙负薄的清楚，妨碍着霍夫孟斯戴儿所谓：

　　背景烘衬的大艺术，跟烛影暗摇的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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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如酒

祝勇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阕《关雎》，就这样出现在我们生命记忆的源头，也出现在华夏文明的源头。已经很难确认《诗经》诞生的确切年代了，至于究竟是哪一个不平凡的喉咙，最先吟出中国诗歌第一行嘹亮的音符，更是无从查考。每当读罢《诗经》，我常常不禁要问自己：为什么斑驳的岁月并未使《诗经》里绽亮的意象显出铜绿，无涯的空间更未令远古诗歌包含的丰富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蒙受损失？当暗黄的纸页间错落的诗行成为我们灵魂的一部分，当代诗歌，又为何离我们这般遥远？

　　与诗人共同生存在这个世界里，应当说是我们的幸运。诗，使灰黯变得多彩，使短暂变得永久，使有限成为无限，使腐朽化为神奇；诗，使生命中许多的不可能最终成为可能；诗，使人类充分体验到情感的欢畅与智慧的闪亮。无数的新诗正散布在我们周围，如星雨，如花瓣，飘散在我们的日子深处。它们与我们相距那么近，伸手可触，然而又有多少人注意到它们的存在呢？是因为李白李贺李商隐都已在历史的尘烟里隐退，而浮华的现世不再造就王维王勃王昌龄了吗？现在就下这样的结论，未免太匆忙了一点。唯一的解释，就是它们未曾经历过时间的淘洗。一首诗若要成为绝唱，是不能省略这一手续的。于是明白了，好诗的诞生，是天才与时间的共同结果；而读诗，是需要一个时间距离的。

　　因为有了时间的距离，古诗里的字句，才化成水底的珊瑚，美丽而持久。所以，《诗经》里的蒹葭、白露的痕迹依稀可辨；骆宾王的“西陆蝉声”，依然如丝如缕；陈子昂的幽州台、温庭筠的五丈原，慷慨悲凉之气未改；而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与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将同一个凉州，锁定在心灵的地图上。古诗如酒，存放得久了，便经历了一场美妙的发酵。我们要感谢酿酒师，同时更应对时间产生由衷的敬意。

　　在隔过了久远的时间之后，我们再去读它们，已不再是普通的阅读，这些诗的年龄与生命力，使我们升起由衷的敬畏感。如同啜饮一樽古酒，每一滴不曾挥发的汁液，都是与时间抗争的结果，令我们不能不感到激动，不能不肃然起敬。这种“先入为主”的敬意，在阅读同代人的诗作时，是不常有的。

　　其实，既然诗是诗人灵智的闪光留下的痕迹，那么，构思的机巧，应当只有一次效用。就像对一部悬念小说的欣赏，应当是“一次性”的谜底揭示之后，再去重读，恐怕就会失去初读的那份奇妙感受。

　　按说，诗也一样。名诗佳句，诵过十遍之后，熟稔到不假思索便可脱口而出的程度，理应不再有任何新鲜的刺激了吧，这似乎应是旧诗的劣势、新诗的优势，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比如李太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比如李商隐的“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比如刘禹锡的“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比如王昌龄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每次品读，心灵都如初读一般悸动，每次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些诗中名句是在诗人高度敏感的情感酒窖里酿制的，它们有足够的力量抵御心灵的麻木。于是，在一次又一次反复的吟诵当中，我们对世界对生命对完美对缺憾的体察一天一天地深化，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诗歌最终成为我们精神的源泉与归宿。读诗，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更深厚的意义，同时也使诗歌本身的魅力一次次地深化和升值。地老天荒，美人迟暮，只有诗，常读常新。诗不会老，就更不会死。在诗歌的低潮时期，我从未对诗失去信念，原因也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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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建筑大体可分为四大类型：宫殿、陵墓、寺庙和园林。

　　宫殿建筑以皇宫为代表，其目的是要显示帝王之威，因此有高、大、深、庄四大特点。故宫的天安门，为进入大清门后的第一个重点建筑，大大高于一般房屋。“大”是占有空间众多，也只有空间的大，才能显出深来。从大清门到天安门到午门到太和门最后到太和殿，正是在这由建筑的变化形成的节奏起伏的深长的时间进行中，不断地加重着人们对帝王的敬畏情绪。“庄”是以建筑完全沿中轴线对称排列和墙柱门的深红色显示出来的。人在对称建筑中行进，内心会有一种肃穆之感。

　　皇宫显示现世帝王的威严，陵墓则表现已逝帝王的威严。只是陵墓与另一个世界相连，不以房顶的金色表现现世的光辉，而以青土暗示永恒的宁静。陵墓的地下因看不见而对活人的心理并无影响，但其地上形态仍显另一种高、大、深、庄特征。唐代高宗与武后合葬的乾陵以梁山为陵，这是“高”。围绕地宫和主峰有似方形的陵界墙，而进入乾唤的第一道门却在禹陵墙的朱雀门很远的山下，这是“大，，。”。从第一道门到地宫墓门要经过“道门，路长约四公里，这是“深”。在这悠长的时间流动中，从梁山南倾的二峰中间开始是神道；神道两旁有华表、飞马、朱雀、碑各一对，石马五对，石人十对。正是神道使陵墓建筑对观者内心进行庄严肃穆的心理强化。

　　中国寺庙建筑从最早见于记载的东汉永平十年建立的洛阳白马寺开始，佛寺就随着佛教的流传和发展而渐渐在全国范围建立起来。与宫殿和陵墓一样，寺庙也有肃穆的要求，因此整体对称是其特色。肃穆心理要通过时间来强化，建筑也要求在时间中展开。只要可能，寺庙进山门后一般都有四殿，而高潮一般在第三殿。名山中的寺庙则依地形而赋形，有两殿甚至只一殿，但进山后的漫长道路本身即为寺庙的延长，心理转移早就在进行。

　　中国园林可追溯到西周初的苑囿台池。其发展和壮大是从春秋到秦汉。园林的核心是情趣，在结构上绝没有使人紧张起来的对称。其情趣主要是自然情趣。其亭台楼阁均随地绒形，巧得天工。廊榭台池，山石花木，一切布置都考虑人与自然的情感交流，而且通过园林揭示和领悟自然之美。

　　中国建筑无论宫殿、陵墓、寺庙，还是园林，都不注重单个建筑的高大，而强调整体的宏伟；不追求纯空间的凝固的音乐，而追求在时间中展开，在时间的流动中展现自己的旨趣。中国建筑形成群体结构时，都有一道墙，形成一种封闭一统的意蕴。而群体之士苏有核心部位，主次分明，照应周全，其理性秩序与逻辑或明（如宫殿）或暗（如圆却都气韵生动、韵律和谐。虽然处一墙之中，中国建筑又总追求超一墙之外。且不论园林就是四合院、宫殿，群体结构的屋与屋之间，总有很多空，有条件就一定要加之以亭池翠木，显出实中之虛。中国建筑的特点是让人不出户，不出园，就可以与自然交流，浯宇宙盈虚，体四时变化。

（选自《中国文化相无论》，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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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

　　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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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结”是社会心理之痛

　　《咬文嚼字》杂志公布了由国内语言文字专家评选出的2009年十大流行词汇，“纠结”榜上有名，可见其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一段时间以来，纠结厚积薄发，不仅见诸主流媒体报道，还成为观察当下社会、经济动态的一大关键词，如新华社发的一篇今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稿，标题即是“复杂内外形势下中国力破经济发展“两难”纠结”；《新周刊》在今年5月推出封面报道，总题为“100年来，那些纠结于中国的人和事”。

　　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中，纠结一词解释为“相互缠绕”，作动词使用。从字形上看，纠结是一个极具画面感的词汇，它给人们带来的印象是一团团物体相交纠缠、枝杈重叠的模样。

　　事实上，在生活中，纠结一词的使用更加广泛灵活。它可以当动词，“最近的工作让我纠结”；也可以当形容词，如“这个电影情节看起来特纠结”；甚至可以当作名词，如“竟不知心中的纠结如何排遣”。无论是形容事件的态势，还是表达自己的心情，甚至是描述一个人的性格，纠结一词均能恰到好处地满足人们的要求。

　　纠结在表意上可以准确满足使用者的需要。纠结本意为“纠缠”，这恰恰是对客观状态的一种主观抽象；今天当人们选择用以形容自身心态时，纠结让人们难以言说的心情找到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表达，令人一吐心中之郁结，岂不快哉！

　　值得思考的是，纠结在让今人“一吐为快”时，潜伏着何种社会文化心灵密码？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而言，流行语正是某种社会心理的体现。从“别理我，烦着呢”、郁闷、再到纠结，人们口中用以表达心情的词语随着时间游走也在渐渐变化。回望社会前行的足迹，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时代，信息技术发展如此迅猛。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随时发布信息，海量信息充斥着现代人每一寸空间；在这个时代，物质生产如此丰富多样，“物我”间的边界在物化社会中悄悄晕染；社会文化多元并进，个体有了充分的自由选择权利。虽然智者说，智慧和聪明的区别就在于懂得如何选择，然而当今人们面对诸多诱惑时，如何更智慧，叫人如何不纠结？

　　事实上，人们会抱怨生活让自己太纠结，却不知是想得太多，做得太少；常常迷惑于诸多选择而左右为难，却不曾思忖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痛恨不断在徘徊中受阻，却不愿突破自我。有些时候，遇到烦恼，我们纠结；遇到挫折，我们纠结；遇到不满，我们纠结；遇到迷茫，我们纠结……人们执著于生活中难以避免的磕磕碰碰，其实都是伪纠结。活在当下，挫折在所难免，以一种阳光心态直面挑战才是上选。抛开种种伪纠结，分清了哪些属于真纠结，又该如何把握呢？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些美国大学生为反对快餐业对工人的剥削，体现劳动力的价值，发起了禁食汉堡包运动。很快，许多人加入了禁食汉堡包的行列。一段时期之后，人们发现正义之举造成了适得其反的效果。由于汉堡包销量下降，快餐企业收益减少，劳动者的境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面临失去工作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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