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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融通：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定位

周山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传统文化的当代定位已成为我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传统文化的当代定位，涉及儒、道两学。

　　孔子忧以天下，以“克己复礼”作为儒学的行动纲领。他要恢复的“礼”，不仅是在损益夏礼、商礼基础上的周礼，而且还添加了新的内容“为仁”；克己复礼的理想目标是“天下归仁”。老子认为“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表面看来似乎乱因礼而起，礼成了社会动乱的祸首。其实不然。从他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一条脉络延伸下去，“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讲的是“失礼而后乱”，亦即乱的原因在失礼。礼是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失礼社会就要动乱。在老子看来，用礼来阻止动乱是不够的。他对儒家企图通过“克己复礼”来约束人心、规范秩序表示怀疑。社会稳定的根本在“道”不在“礼”；只有按照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去治理社会，才有真太平；等而下之，只有用“上德”治理社会，才有真太平。在他看来，孔子宣扬“克己复礼”的危害性，就在于过分夸大了仁义与礼的止乱作用，忽视了道与德在止乱中的治本作用。我们发现，老子、孔子虽然在切入点上各有不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目的：止乱。通过道与德，从根本上止乱，还是通过仁与义，从“复礼”上止乱，这是老子与孔子之间的区别。平实而言，老子要从“道”这个根本上平治天下，孔子要从“克己复礼”的个人行为出发平治天下，都有一定道理，也都存在片面性。漠视已经战乱动荡的现实，高谈道与德，固然有流于清谈之弊；企图用已为“先人之迹”的礼仪规范暴力，也确实是一种与虎谋皮的奢望。孟子曾经向齐王称将来统一天下者必为不杀人者，结果却是凭借军事实力的秦始皇一统天下。只有儒、道融合，道才能成为搏动的血脉，礼才有厚实的依托。

　　孔子与老子都很重视“道”。不同的是，孔子满足于闻道，“朝闻道，夕死可矣”，要明明白白地活，即便死，也要做个明白鬼，表达了他对真理的追求和敬畏。“闻道”又称“得道”；孔子曾经得到老子指点而“得道”，欣喜无限。老子则更注重“得道”之后的“为道”。“为道”亦即“履道”，《老子》一书，就是老子“为道”思想的全面展开。大而至于“治大国若烹小鲜”，小而至于“埏埴以为器”，总而至于“无为而无不为”，细而至于“洼则盈”，无不体现着老子从道的层面上对万事万物的剖析，将道的原则贯彻于人生和社会实践之中。他不赞成儒家张扬“仁义”和“复礼”，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只有“为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动乱问题。他主张的国家要小、民众要少的“小国寡民”蓝图，也是“为道”的展示。今人批判“小国寡民”为倒退复辟，实为误读。儒家主张王道大一统和“大同”社会的理想，是希望社会稳定；老子主张“小国寡民”，让民众少一些束缚，也表达了他对社会稳定的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尤其当今时代霸权主义的猖獗，似乎证明了老子从“为道”层面上展示的“小国寡民”蓝图，较儒家的王道大一统蓝图，并不见得落后。孔子满足于书斋中“闻道”的追求，若不与老子立足于社会实践的“为道”相融合，难免要脱离时代的进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愿望，不可能成为现实。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选择哪一种哲学作为主流哲学、官方文化，有其偶然性。一旦选定，便决定了以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中国封建社会历时数千年，决定于当年以“仁义”为主导的文化选择。“仁义”在社会稳定方面功不可没，同时也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阻力。因此，如何对多元的传统文化进行当代定位和重新选择，是现代中国的当务之急。

　　两千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仁义”应该退居二线；而被儒家、新儒家以及当代新儒家贬低、边缘、歪曲的老庄哲学，应该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中来。老子的先于天地而生的“道”，他的“命不可变，时不可止”的辩证思想，他的“相忘于江湖”的积极进取精神，都可以融入社会文化生活中来。

（节选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