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孔子

杏  坛

李木生

孔子游乎缁帷之要，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

——《庄子·渔父》

坐落在泗水旁的曲阜孔庙中的杏坛，也许是中国最为动人的景致。它是无尽头的路，延续并日益宽广着中国历史的命脉；它是火光熊熊的熔炉，锻造、拓展着天下教师与学生的智慧与情感；它是永不涸竭的源头，潺潺地，洇湿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心灵，并使这种潮湿，氤氲成河流、湖泊、江海。

我们已经无从确切地知晓孔子在中国设立第一座杏坛的初衷，但《论语》开篇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不是向我们透露出了孔子与众多学子在教与学中所经历的无比的欢乐吗?

我想，那时的杏坛，肯定很小。在孔子简陋的家里，或在泗水边的林中，师徒席地而坐。“礼乐射御书数”、“文行忠信”的传授与探讨便会自由自在地开始或结束。在贫寒中奋发而起的孔子，在中国开辟出一种最为重要的事业：教育。整体处于失学状态的中国“庶民”，首次有了上学的机会；曾经荒芜的灵魂，有了生机盎然的栖息与成长的家园；冷酷而血腥的中国历史，也开始生长出人性的、温暖的情致。

孔子之前，中国该有着2500多年的文明进化史吧?他之后，转眼又是2500多年。他所筑起的那座杏坛，耸立在这5000年中间，烛前照后，熠熠生辉。“贫且贱”的孔子要教育出一批真正的人，说人话，做人事，为中国的百姓遗下接受教育、自掌命运的火种。

一个，两个，七十个，三千个。在那“学在官府”的年代，孔子在这个筑于民间的杏坛之上．教育出三千有用之才，是一个震古烁今的奇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孔子对学生子夏的嘱咐：“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怎样才算是“君子儒”?“笃信好学，守死善道……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只有锻造起独立的人格，用充满理想、积极献身的人生态度和坚持真理、敢于发出自己声音的心胸与胆量，去完美自已，改造世界，才是真正的“君子儒”。这就是杏坛非同寻常的意义与价值。“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论语·子罕》)，这些既是孔子对学生们的教导，也是一位知识分子，对一切不可一世的当权者呐喊出的独立宣言。杏坛，令世代知识分子有了与专制统治者分庭抗礼的底气与力量。

孔子有着山岳般的不容动摇的原则。这个原则便是以仁爱之心施仁爱之政。孔子在55岁时辞去司寇的高位离开鲁国，在列国一流浪就是14年。朽败的鲁国国君，无道的篡权者季氏，岂能代表祖国?他走得十分决绝。

在这14年的流浪生涯里，孔子与其说是在谋取行道的高位，向各国推销自己的主张，毋宁说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打造自己的杏坛——以饱尝苦难挫折的方式，以实践的方式，以亲历无道天下的方式，去教导、培养自己的学生。那辆吱吱嘎嘎总也不能安顿的牛车，不就是座流动的杏坛吗?

想想孔子师徒被困于陈蔡之间的野地里的七天七夜吧。没有粮食，没有水，一些学生病倒了。就在学生们迷惘、徘徊、甚至产生了不满的时候，孔子带领他们深入研讨，然后说：“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史记·孔子世家》)

细细想来，这座杏坛也是孔子的自我解放呢。他从这里掂出了自己重如泰山的人生价值，也从这里获得了自己生命里最长久也最真实的自由与欢乐。当他苦恼，当他失意，当他不容于天下的时候，这座杏坛和聚在杏坛周围的学生，不是让他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前行的力量。不是让他收获了发自灵魂深处的再生一样的喜悦吗?

有了这种快乐，有了这种自由，有了这种解放，孔子真正强大起来，心胸与眼界拓展得更加辽阔高远。困顿、磨难，还有那恶劣的环境和卑劣的国君，都已无足轻重。于是，孔子乘坐的牛车吱吱嘎嘎、信心十足地在中国大地上巡游开来。

正是借助这座杏坛，我才看清了那个温良恭俭让的孔子，其实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智者，“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士。即使“累累若丧家之狗”，也保持着乐观与幽默。在那战争频仍、弱肉强食的时代，孔子与他的杏坛坚定地发出和平与仁爱的声音。他向着一个时代，向着一大群如狼似虎的国君，固执地说着“不!”他不仅自己说，还立起杏坛，培养出一批批的学生一起说。他教导自己的学生以“举一反三”的创造精神去学习，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去拯救无道的天下，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献身精神去追求真理，以“当仁，不让于师”的悲悯精神去温暖这个世态炎凉的人间。这唯一的反调，真正开启了其后百家争鸣的热闹场面。我们不是应当感谢为中国立起了第一座杏坛的孔子吗?

(原载2003年第6期《十月》，有删改)

1.文中两次提到孔子的“欢乐”，请概括其内容。

答：                                                                    

2.文章为何以“杏坛”为题?(6分)

答：                                                                     

3.请举例赏析本文所运用的表现手法。

答：                                                                    

4.为什么“应当感谢为中国立起了第一座杏坛的孔子”?请分条说明。

答：                                                                     

现代文阅读。

孔子的洒脱

周国平

    我喜欢读闲书，即使是正经书，也不妨当闲书读。譬如说《论语》，林语堂把它当作孔子的闲谈读，读出了许多幽默，这种读法就很对我的胃口。近来我也闲翻这部圣人之言，发现孔子乃是一个相当洒脱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儒家文化一重事功，二重人伦，是一种很入世的文化。然而，作为儒家始祖的孔子，其实对于功利的态度颇为淡泊，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这两个方面，可以用两句话来代表，便是“君子不器”和“君子不仁”。

    孔子是一个读书人。一般读书人寒窗苦读，心中都悬着一个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成器，即成为某方面的专门家，好在社会上混一个稳定的职业。说一个人不成器，就等于说他没出息，这是很忌讳的。孔子却坦然说，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就是不成器的。也确实有人讥他博学而无所专长，他听了自嘲说，那么我就以赶马车为专长罢。

    其实，孔子对于读书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主张读书要从兴趣出发，不赞成为求知而求知的纯学术态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还主张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鄙夷那种沽名钓誉的庸俗文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一再强调，一个人重要的是要有真才实学，而无须在乎外在的名声和遭遇，类似于“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样的话，《论语》中至少重复了四次。

    “君子不器”这句话不仅说出了孔子的治学观，也说出了他的人生观。有一回，孔子和他的四个学生聊天，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其中三人分别表示想做军事家、经济家和外交家。唯有曾点说，他的理想是暮春三月，轻装出发，约了若干大小朋友，到河里游泳，在林下乘凉，一路唱歌回来。孔子听罢，喟然叹曰：’我和曾点想的一样。”圣人的这一叹，活泼泼地叹出了他的未染的性灵，使得两千年后一位最重性灵的文论家大受感动，竟改名“圣叹”，以志纪念。人生在世，何必成个什么器，做个什么家呢，只要活得悠闲自在，岂非胜似一切?

    学界大抵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至于什么是“仁”，众说不一，但都不出伦理道德的范围。孔子重人伦是一个事实，不过他到底是一个聪明人，而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就绝不会看不透一切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这句话竟出自孔子之口，他不把“仁”看作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也就不足怪了。有人把仁归结为“忠”“恕”二字，其实孔子绝不主张愚忠和滥恕。他总是区别对待“邦有道”和“邦无道”两种情况，“邦无道”之时，能逃就逃（“乘桴浮于海”），逃不了则少说话为好（“言孙”），会装傻更妙（“愚不可及”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其本义不是形容愚蠢透顶，而是孔子夸奖某人装傻装得高明极顶的话，相当于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他也不像基督那样，当你的左脸挨打时，要你把右脸也送上去。有人问他该不该“以德报怨”，他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然后说，应该是用公正回报怨仇，用恩德回报恩德。

    孔子实在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有常识，知分寸，丝毫没有偏执狂。“信”是他亲自规定的“仁”的内涵之一，然而他明明说：“言必信，行必果”，乃是僵化小人的行径（“然小人哉”）。要害是那两个“必”字，毫无变通的余地，把这位老先生惹火了。他还反对遇事过分谨慎。我们常说“三思而后行”，这句话也出自《论语》，只是孔子并不赞成，他说再思就可以了。

    也许孔子还有不洒脱的地方，我举的只是一面。有这一面毕竟是令人高兴的，它使我可以放心承认孔子是一位够格的哲学家了，因为哲学家就是有智慧的人，而有智慧的人怎么会一点不洒脱呢?

孔子坦然说：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就是不成器的。那么，孔子所说的“真正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孔子“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他对伦理的“灵活”表现在哪些方面？

如何理解孔子对“以德报怨”的质疑？

“洒脱”指言谈、举止自然，不拘束。在今天许多张扬个性的年轻人眼里，梳怪发，穿异服，甚至说脏话，顶撞老师长辈……都是“洒脱”的表现。读罢此文，你对“洒脱”有怎样的认识？

现代文阅读。

孔子的洒脱

周国平

    我喜欢读闲书，即使是正经书，也不妨当闲书读。譬如说《论语》，林语堂把它当作孔子的闲谈读，读出了许多幽默，这种读法就很对我的胃口。近来我也闲翻这部圣人之言，发现孔子乃是一个相当洒脱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儒家文化一重事功，二重人伦，是一种很入世的文化。然而，作为儒家始祖的孔子，其实对于功利的态度颇为淡泊，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这两个方面，可以用两句话来代表，便是“君子不器”和“君子不仁”。

    孔子是一个读书人。一般读书人寒窗苦读，心中都悬着一个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成器，即成为某方面的专门家，好在社会上混一个稳定的职业。说一个人不成器，就等于说他没出息，这是很忌讳的。孔子却坦然说，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就是不成器的。也确实有人讥他博学而无所专长，他听了自嘲说，那么我就以赶马车为专长罢。

    其实，孔子对于读书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主张读书要从兴趣出发，不赞成为求知而求知的纯学术态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还主张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鄙夷那种沽名钓誉的庸俗文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一再强调，一个人重要的是要有真才实学，而无须在乎外在的名声和遭遇，类似于“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样的话，《论语》中至少重复了四次。

    “君子不器”这句话不仅说出了孔子的治学观，也说出了他的人生观。有一回，孔子和他的四个学生聊天，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其中三人分别表示想做军事家、经济家和外交家。唯有曾点说，他的理想是暮春三月，轻装出发，约了若干大小朋友，到河里游泳，在林下乘凉，一路唱歌回来。孔子听罢，喟然叹曰：’我和曾点想的一样。”圣人的这一叹，活泼泼地叹出了他的未染的性灵，使得两千年后一位最重性灵的文论家大受感动，竟改名“圣叹”，以志纪念。人生在世，何必成个什么器，做个什么家呢，只要活得悠闲自在，岂非胜似一切?

    学界大抵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至于什么是“仁”，众说不一，但都不出伦理道德的范围。孔子重人伦是一个事实，不过他到底是一个聪明人，而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就绝不会看不透一切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这句话竟出自孔子之口，他不把“仁”看作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也就不足怪了。有人把仁归结为“忠”“恕”二字，其实孔子绝不主张愚忠和滥恕。他总是区别对待“邦有道”和“邦无道”两种情况，“邦无道”之时，能逃就逃（“乘桴浮于海”），逃不了则少说话为好（“言孙”），会装傻更妙（“愚不可及”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其本义不是形容愚蠢透顶，而是孔子夸奖某人装傻装得高明极顶的话，相当于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他也不像基督那样，当你的左脸挨打时，要你把右脸也送上去。有人问他该不该“以德报怨”，他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然后说，应该是用公正回报怨仇，用恩德回报恩德。

    孔子实在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有常识，知分寸，丝毫没有偏执狂。“信”是他亲自规定的“仁”的内涵之一，然而他明明说：“言必信，行必果”，乃是僵化小人的行径（“然小人哉”）。要害是那两个“必”字，毫无变通的余地，把这位老先生惹火了。他还反对遇事过分谨慎。我们常说“三思而后行”，这句话也出自《论语》，只是孔子并不赞成，他说再思就可以了。

    也许孔子还有不洒脱的地方，我举的只是一面。有这一面毕竟是令人高兴的，它使我可以放心承认孔子是一位够格的哲学家了，因为哲学家就是有智慧的人，而有智慧的人怎么会一点不洒脱呢?

孔子坦然说：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就是不成器的。那么，孔子所说的“真正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孔子“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他对伦理的“灵活”表现在哪些方面？

如何理解孔子对“以德报怨”的质疑？

“洒脱”指言谈、举止自然，不拘束。在今天许多张扬个性的年轻人眼里，梳怪发，穿异服，甚至说脏话，顶撞老师长辈……都是“洒脱”的表现。读罢此文，你对“洒脱”有怎样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