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后面题。

吴恩裕：“歪打正着”的红学家

王坚

提起吴恩裕先生（1909-1979），很多人就会想到他的著名红学家身份。然而不为人知的是：这位“海归”政治学博士从事的老本行、最为心仪的研究对象，并非红学，而是钻研了多年的拥有骄人成绩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他后来一直想从红学中抽身回来，重新做他的老本行。“文革”后，他确实得到了机会，可惜的是，最后他却终究未能重新回到这片园地。别人称他为“红学家”，他只是多次自嘲：“这也算是‘歪打正着’吧！”

1933年，吴思裕从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1936年，他考取公费，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吴恩裕的导师拉斯基教授，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不但指导他完成论文，还关心他的生活、职业前途等。他在拉斯基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马克思的哲学、伦理和政治思想》，被拉斯基誉为“我迄今见到的最短的、最好的论文之一”。1939年，他取得博士学位，拉斯基愿意为他推荐出版博士论文，并介绍他去美国任职。然而，吴恩裕却决定回国。

回国后，他在重庆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编写讲义，并著有多部政治思想学著作。正当壮年的他意气风发，一边从事研究，一边又试图以其所学，为中国的民主宪政出力。他在当时著名的《观察》周刊、《世纪评论》《东方杂志》上发表政治学专论。  

1952年政治学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吴恩裕作为从业者之一，显然受影响。这是他离开政治思想“躲”进“红楼”的时代失背景。然而，除此之外，他作这样的选择，与他个人遭遇的不顺也不无关系。随着院系调整，他由北京大学调到北京政法学院，从事这门课的教学研究的条件大不如前。作为政治学巨擘拉斯基的弟子，他不免有一点点心高气傲，这对他当时的处境而言并不利。

他曾经被暗中栽上“对组织不满”“有反动言论、反动活动和反动著作”等莫须有的罪名。1958年，他个人被宣布为“个人名利思想的典型”“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代表”，他的文章《论中国国家的起源问题》也受到批判。他曾经有过机会去做他的老本行，除人民大学想调他外，北京大学三次通过组织手续，要调他去担任专职或兼职教授。但是，他所在的学校却拒绝批准。对此，吴恩裕只得徒唤奈何。

吴恩裕在《曹雪芹丛考·自序》中有过这样的交代：《红楼梦》一书，他年轻时就读过，但兴趣并不大；只是王国维、胡适对曹雪芹的考证，才引起过他的兴趣。随着时代的变化，自己三十多年从事的专业不能继续做了，心情的苦闷可知；恰好，那时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相继出版，它们引发了自己年轻时曾经有过的对曹雪芹的兴趣——于是，从1954年起，就下决心写出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曹雪芹传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吴恩裕在干校期间，尽管一只眼睛失去了光明，但仍以熠熠生辉的目光，不光在拨弄那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残编断简时，常有惊人发现；更有意地注重实地考察，收集各种流落民间的蛛丝马迹，以期从中发现有关曹雪芹的各种陈年往事。后者，也正是吴恩裕治红学的独特之处。他珍视口头传说，北京西郊的香山，江南各地，都有他为实地考察和体验而留下的脚印。他跑野外、搜资料，勤奋读书，他考证出很多曹雪芹新的生平资料，其中不少有实物为证。他所用的方法和结论，或许到现在仍有人不断质疑，如周汝昌就这样说他：“恩裕兄为探研雪芹，一腔热诚，全力以赴，世无第二人。因心太切，意太痴，遂为妄人所乘，将伪造‘资料’向他‘炫示’，吊他的胃口。他太天真，识辨力又不足，一概深信不疑，又不喜听友人忠直之言，于是在学术上受到损伤。”他对于红学界的贡献与影响，却是公认的。

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同行徐大同说：“我去吴先生家拜访近十次，每次谈得最多的，都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在吴先生心目中，政治思想史的地位之高，不言而喻。他在做不了老本行的情况下，没有一味地悲哀叹气，而是另辟蹊径，进入一个对他来讲属于全新的研究领域，从头开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值得佩服的。他在困境中的坚持与开拓，体现出一个学者应有的本色。”  

（《名人传记》2012年第3期，有删改）

1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5分）

A．吴恩裕是一个“特殊的红学家”，因为在1949年以前，吴恩裕本来是一个成名已久的政治学家，而且发表了很多著名的政治学专论。

B．从政治学家到红学家，吴恩裕的这种奇特经历，使读者感到了他的某种无奈，看到了他的苦闷，但同时也看到了一位学者的坚持与开拓。   

C．别人称他为“红学家”，他说“歪打正着”，含有自嘲，更主要的是含有比别人幸运的因素。

D．他研究红学的方法和结论，一直有人在质疑否定，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就认为他太天真，识辨力不足，又不听友人忠直之言，于是在学术上受到损伤。

E．文章结尾引用徐先生的话，表明吴恩裕对政治思想史老本行的热爱，又能在新领域成果突出，表现了一位学者孜孜以求、开拓进取的崇高品质。

12．根据文意，请简要概括吴恩裕由政治学转向红学研究的原因。（6分）

13．吴恩裕在红学研究方面有哪些贡献和影响？请简要说明。（6分）

14．有人认为吴恩裕更适合研究哲学和政治学，有人认为他更适合研究红学。请结合文中内容，谈谈你的观点和理由。（8分）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后面题。

吴恩裕：“歪打正着”的红学家

王坚

提起吴恩裕先生（1909-1979），很多人就会想到他的著名红学家身份。然而不为人知的是：这位“海归”政治学博士从事的老本行、最为心仪的研究对象，并非红学，而是钻研了多年的拥有骄人成绩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他后来一直想从红学中抽身回来，重新做他的老本行。“文革”后，他确实得到了机会，可惜的是，最后他却终究未能重新回到这片园地。别人称他为“红学家”，他只是多次自嘲：“这也算是‘歪打正着’吧！”

1933年，吴思裕从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1936年，他考取公费，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吴恩裕的导师拉斯基教授，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不但指导他完成论文，还关心他的生活、职业前途等。他在拉斯基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马克思的哲学、伦理和政治思想》，被拉斯基誉为“我迄今见到的最短的、最好的论文之一”。1939年，他取得博士学位，拉斯基愿意为他推荐出版博士论文，并介绍他去美国任职。然而，吴恩裕却决定回国。

回国后，他在重庆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编写讲义，并著有多部政治思想学著作。正当壮年的他意气风发，一边从事研究，一边又试图以其所学，为中国的民主宪政出力。他在当时著名的《观察》周刊、《世纪评论》《东方杂志》上发表政治学专论。  

1952年政治学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吴恩裕作为从业者之一，显然受影响。这是他离开政治思想“躲”进“红楼”的时代失背景。然而，除此之外，他作这样的选择，与他个人遭遇的不顺也不无关系。随着院系调整，他由北京大学调到北京政法学院，从事这门课的教学研究的条件大不如前。作为政治学巨擘拉斯基的弟子，他不免有一点点心高气傲，这对他当时的处境而言并不利。

他曾经被暗中栽上“对组织不满”“有反动言论、反动活动和反动著作”等莫须有的罪名。1958年，他个人被宣布为“个人名利思想的典型”“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代表”，他的文章《论中国国家的起源问题》也受到批判。他曾经有过机会去做他的老本行，除人民大学想调他外，北京大学三次通过组织手续，要调他去担任专职或兼职教授。但是，他所在的学校却拒绝批准。对此，吴恩裕只得徒唤奈何。

吴恩裕在《曹雪芹丛考·自序》中有过这样的交代：《红楼梦》一书，他年轻时就读过，但兴趣并不大；只是王国维、胡适对曹雪芹的考证，才引起过他的兴趣。随着时代的变化，自己三十多年从事的专业不能继续做了，心情的苦闷可知；恰好，那时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相继出版，它们引发了自己年轻时曾经有过的对曹雪芹的兴趣——于是，从1954年起，就下决心写出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曹雪芹传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吴恩裕在干校期间，尽管一只眼睛失去了光明，但仍以熠熠生辉的目光，不光在拨弄那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残编断简时，常有惊人发现；更有意地注重实地考察，收集各种流落民间的蛛丝马迹，以期从中发现有关曹雪芹的各种陈年往事。后者，也正是吴恩裕治红学的独特之处。他珍视口头传说，北京西郊的香山，江南各地，都有他为实地考察和体验而留下的脚印。他跑野外、搜资料，勤奋读书，他考证出很多曹雪芹新的生平资料，其中不少有实物为证。他所用的方法和结论，或许到现在仍有人不断质疑，如周汝昌就这样说他：“恩裕兄为探研雪芹，一腔热诚，全力以赴，世无第二人。因心太切，意太痴，遂为妄人所乘，将伪造‘资料’向他‘炫示’，吊他的胃口。他太天真，识辨力又不足，一概深信不疑，又不喜听友人忠直之言，于是在学术上受到损伤。”他对于红学界的贡献与影响，却是公认的。

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同行徐大同说：“我去吴先生家拜访近十次，每次谈得最多的，都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在吴先生心目中，政治思想史的地位之高，不言而喻。他在做不了老本行的情况下，没有一味地悲哀叹气，而是另辟蹊径，进入一个对他来讲属于全新的研究领域，从头开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值得佩服的。他在困境中的坚持与开拓，体现出一个学者应有的本色。”  

（《名人传记》2012年第3期，有删改）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5分）

A．吴恩裕是一个“特殊的红学家”，因为在1949年以前，吴恩裕本来是一个成名已久的政治学家，而且发表了很多著名的政治学专论。

B．从政治学家到红学家，吴恩裕的这种奇特经历，使读者感到了他的某种无奈，看到了他的苦闷，但同时也看到了一位学者的坚持与开拓。   

C．别人称他为“红学家”，他说“歪打正着”，含有自嘲，更主要的是含有比别人幸运的因素。

D．他研究红学的方法和结论，一直有人在质疑否定，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就认为他太天真，识辨力不足，又不听友人忠直之言，于是在学术上受到损伤。

E．文章结尾引用徐先生的话，表明吴恩裕对政治思想史老本行的热爱，又能在新领域成果突出，表现了一位学者孜孜以求、开拓进取的崇高品质。

2.根据文意，请简要概括吴恩裕由政治学转向红学研究的原因。（6分）

3.吴恩裕在红学研究方面有哪些贡献和影响？请简要说明。（6分）

4.有人认为吴恩裕更适合研究哲学和政治学，有人认为他更适合研究红学。请结合文中内容，谈谈你的观点和理由。（8分）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后面题。
吴恩裕：“歪打正着”的红学家
王坚
提起吴恩裕先生（1909-1979），很多人就会想到他的著名红学家身份。然而不为人知的是：这位“海归”政治学博士从事的老本行、最为心仪的研究对象，并非红学，而是钻研了多年的拥有骄人成绩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他后来一直想从红学中抽身回来，重新做他的老本行。“文革”后，他确实得到了机会，可惜的是，最后他却终究未能重新回到这片园地。别人称他为“红学家”，他只是多次自嘲：“这也算是‘歪打正着’吧！”
1933年，吴思裕从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1936年，他考取公费，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吴恩裕的导师拉斯基教授，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不但指导他完成论文，还关心他的生活、职业前途等。他在拉斯基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马克思的哲学、伦理和政治思想》，被拉斯基誉为“我迄今见到的最短的、最好的论文之一”。1939年，他取得博士学位，拉斯基愿意为他推荐出版博士论文，并介绍他去美国任职。然而，吴恩裕却决定回国。
回国后，他在重庆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编写讲义，并著有多部政治思想学著作。正当壮年的他意气风发，一边从事研究，一边又试图以其所学，为中国的民主宪政出力。他在当时著名的《观察》周刊、《世纪评论》《东方杂志》上发表政治学专论。  
1952年政治学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吴恩裕作为从业者之一，显然受影响。这是他离开政治思想“躲”进“红楼”的时代失背景。然而，除此之外，他作这样的选择，与他个人遭遇的不顺也不无关系。随着院系调整，他由北京大学调到北京政法学院，从事这门课的教学研究的条件大不如前。作为政治学巨擘拉斯基的弟子，他不免有一点点心高气傲，这对他当时的处境而言并不利。
他曾经被暗中栽上“对组织不满”“有反动言论、反动活动和反动著作”等莫须有的罪名。1958年，他个人被宣布为“个人名利思想的典型”“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代表”，他的文章《论中国国家的起源问题》也受到批判。他曾经有过机会去做他的老本行，除人民大学想调他外，北京大学三次通过组织手续，要调他去担任专职或兼职教授。但是，他所在的学校却拒绝批准。对此，吴恩裕只得徒唤奈何。
吴恩裕在《曹雪芹丛考·自序》中有过这样的交代：《红楼梦》一书，他年轻时就读过，但兴趣并不大；只是王国维、胡适对曹雪芹的考证，才引起过他的兴趣。随着时代的变化，自己三十多年从事的专业不能继续做了，心情的苦闷可知；恰好，那时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相继出版，它们引发了自己年轻时曾经有过的对曹雪芹的兴趣——于是，从1954年起，就下决心写出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曹雪芹传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吴恩裕在干校期间，尽管一只眼睛失去了光明，但仍以熠熠生辉的目光，不光在拨弄那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残编断简时，常有惊人发现；更有意地注重实地考察，收集各种流落民间的蛛丝马迹，以期从中发现有关曹雪芹的各种陈年往事。后者，也正是吴恩裕治红学的独特之处。他珍视口头传说，北京西郊的香山，江南各地，都有他为实地考察和体验而留下的脚印。他跑野外、搜资料，勤奋读书，他考证出很多曹雪芹新的生平资料，其中不少有实物为证。他所用的方法和结论，或许到现在仍有人不断质疑，如周汝昌就这样说他：“恩裕兄为探研雪芹，一腔热诚，全力以赴，世无第二人。因心太切，意太痴，遂为妄人所乘，将伪造‘资料’向他‘炫示’，吊他的胃口。他太天真，识辨力又不足，一概深信不疑，又不喜听友人忠直之言，于是在学术上受到损伤。”他对于红学界的贡献与影响，却是公认的。
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同行徐大同说：“我去吴先生家拜访近十次，每次谈得最多的，都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在吴先生心目中，政治思想史的地位之高，不言而喻。他在做不了老本行的情况下，没有一味地悲哀叹气，而是另辟蹊径，进入一个对他来讲属于全新的研究领域，从头开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值得佩服的。他在困境中的坚持与开拓，体现出一个学者应有的本色。”  
（《名人传记》2012年第3期，有删改）
【小题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5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问题。（25分）
吴恩裕：“歪打正着”的红学家                王坚
提起吴恩裕先生（1909-1979），很多人就会想到他的著名红学家身份。然而不为人知的是：这位“海归”政治学博士从事的老本行、最为心仪的研究对象，并非红学，而是钻研了多年的拥有骄人成绩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他后来一直想从红学中抽身回来，重新做他的老本行。“文革”后，他确实得到了机会，可惜的是，最后他却终究未能重新回到这片园地别人称他为“红学家”，他只是多次自嘲：“这也算是‘歪打正着’吧！”
1933年，吴恩裕从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1936年，他考取公费，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吴恩裕的导师拉斯基教授，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不但指导他完成论文，还关心他的生活、职业前途等。他在拉斯基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马克思的哲学、伦理和政治思想》，被拉斯基誉为“我迄今见到的最短的、最好的论文之一”。1939年，他取得博士学位，拉斯基愿意为他推荐出版博士论文，并介绍他去美国任职。然而，吴恩裕却决定回国。
回国后，他在重庆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编写讲义，并著有多部政治思想学著作。正当壮年的他意气风发，一边从事研究，一边又试图以其所学，为中国的民主宪政出力。他在当时著名的《观察》周刊、《世纪评论》《东方杂志》上发表政治学专论。 
1952年政治学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吴恩裕作为从业者之一，显然受影响。这是他离开政治思想“躲”进“红楼”的时代背景。然而，除此之外，他作这样的选择，与他个人遭遇的不顺也不无关系。随着院系调整，他由北京大学调到北京政法学院，从事这门课的教学研究的条件大不如前。作为政治学巨擘拉斯基的弟子，他不免有一点点心高气傲，这对他当时的处境而言并不利。
他曾经被暗中栽上“对组织不满”“有反动言论、反动活动和反动著作”等莫须有的罪名。1958年，他个人被宣布为“个人名利思想的典型”“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代表”，他的文章《论中国国家的起源问题》也受到批判。他曾经有过机会去做他的老本行，除人民大学想调他外，北京大学三次通过组织手续，要调他去担任专职或兼职教授。但是，他所在的学校却拒绝批准。对此，吴恩裕只得徒唤奈何。
吴恩裕在《曹雪芹丛考?自序》中有过这样的交代：《红楼梦》一书，他年轻时就读过，但兴趣并不大；只是王国维、胡适对曹雪芹的考证，才引起过他的兴趣。随着时代的变化，自己三十多年从事的专业不能继续做了，心情的苦闷可知；恰好，那时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相继出版，它们引发了自己年轻时曾经有过的对曹雪芹的兴趣。于是，从1954年起，就下决心写出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曹雪芹传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吴恩裕在干校期间，尽管一只眼睛失去了光明，但仍以熠熠生辉的目光，不光在拨弄那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残编断简时，常有惊人发现；更有意地注重实地考察，收集各种流落民间的蛛丝马迹，以期从中发现有关曹雪芹的各种陈年往事。后者，也正是吴恩裕治红学的独特之处。他珍视口头传说，北京西郊的香山，江南各地，都有他为实地考察和体验而留下的脚印。他跑野外、搜资料，勤奋读书，他考证出很多曹雪芹新的生平资料，其中不少有实物为证。他所用的方法和结论，或许到现在仍有人不断质疑，如周汝昌就这样说他：“恩裕兄为探研雪芹，一腔热诚，全力以赴，世无第二人。因心太切，意太痴，遂为妄人所乘，将伪造‘资料’向他‘炫示’，吊他的胃口。他太天真，识辨力又不足，一概深信不疑，又不喜听友人忠直之言，于是在学术上受到损伤。”他对于红学界的贡献与影响，却是公认的。
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同行徐大同说：“我去吴先生家拜访近十次，每次谈得最多的，都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在吴先生心目中，政治思想史的地位之高，不言而喻。他在做不了老本行的情况下，没有一味地悲哀叹气，而是另辟蹊径，进入一个对他来讲属于全新的研究领域，从头开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值得佩服的。他在困境中的坚持与开拓，体现出一个学者应有的本色。”
【小题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5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题目。(25分)
吴恩裕：“歪打正着”的红学家
王　坚
提起吴恩裕先生(1909－1979)，很多人就会想到他的著名红学家身份。然而不为人知的是，这位“海归”政治学博士从事的老本行、最为心仪的研究对象，并非红学，而是钻研了多年的拥有骄人成绩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他后来一直想从红学中抽身回来，重新做他的老本行。“文革”后，他确实得到了机会，可惜的是，最后他却终究未能回到这片园地。别人称他为“红学家”，他只是多次自嘲：“这也算是‘歪打正着’吧！”
1933年，吴恩裕从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1936年，他考取公费留学生，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吴恩裕的导师拉斯基教授，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不但指导他完成论文，还关心他的生活、职业前途等。他在拉斯基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马克思的哲学、伦理和政治思想》，被拉斯基誉为“我迄今见到的最短的、最好的论文之一”。1939年，他取得博士学位，拉斯基愿意为他推荐出版博士论文，并介绍他去美国任职。然而，吴恩裕却决定回国。
回国后，他在重庆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编写讲义，并著有多部政治思想学著作。正当壮年的他意气风发，一边从事研究，一边又试图以其所学，为中国的民主宪政出力。他在当时著名的《观察》周刊、《世纪评论》《东方杂志》上发表政治学专论。
1952年政治学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吴恩裕作为从业者之一，显然受影响。这是他离开政治思想，“躲”进“红楼”的时代大背景。然而，除此之外，他做这样的选择，与他个人遭遇的不顺也不无关系。随着院系调整，他由北京大学调到北京政法学院，从事这门课的教学研究的条件大不如前。作为政治学巨擘拉斯基的弟子，他不免有一点点心高气傲，这对他当时的处境而言并不利。
他曾经被暗中栽上“对组织不满”“有反动言论、反动活动和反动著作”等莫须有的罪名。1958年，他个人被宣布为“个人名利思想的典型”“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代表”，他的文章《论中国国家的起源问题》也受到批判。他曾经有过机会去做他的老本行，除人民大学想调他外，北京大学三次通过组织手续，要调他去担任专职或兼职教授。但是，他所在的学校却拒绝批准。对此，吴恩裕只得徒唤奈何。
吴恩裕在《曹雪芹丛考·自序》中有过这样的交代：《红楼梦》一书，他年轻时就读过，但兴趣并不大；只是王国维、胡适对曹雪芹的考证，才引起过他的兴趣。随着时代的变化，自己三十多年从事的专业不能继续做了，心情的苦闷可想而知。恰好，那时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相继出版，它们引发了自己年轻时曾经有过的对曹雪芹的兴趣——于是，从1954年起，就下决心写出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曹雪芹传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吴恩裕在干校期间，尽管一只眼睛失去了光明，但仍以熠熠生辉的目光，不光在拨弄那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残编断简时常有惊人发现；更有意地注重实地考察，收集各种流落民间的蛛丝马迹，以期从中发现有关曹雪芹的各种陈年往事。后者，也正是吴恩裕治红学的独特之处。他珍视口头传说，北京西郊的香山，江南各地，都有他为实地考察和体验而留下的脚印。他跑野外、搜资料，勤奋读书，他考证出很多曹雪芹新的生平资料，其中不少有实物为证。他所用的方法和结论，或许到现在仍有人不断质疑，如周汝昌就这样说他：“恩裕兄为探研雪芹，一腔热诚，全力以赴，世无第二人。因心太切，意太痴，遂为妄人所乘，将伪造‘资料’向他‘炫示’，吊他的胃口。他太天真，识辨力又不足，一概深信不疑，又不喜听友人忠直之言，于是在学术上受到损伤。”他对于红学界的贡献与影响，却是公认的。
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同行徐大同说：“我去吴先生家拜访近十次，每次谈得最多的，都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在吴先生心目中，政治思想史的地位之高，不言而喻。他在做不了老本行的情况下，没有一味地悲哀叹气，而是另辟蹊径，进入一个对他来讲属于全新的研究领域，从头开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值得佩服的。他在困境中的坚持与开拓，体现出一个学者应有的本色。”
(《名人传记》2012年第3期，有删改)
【小题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　　)

阅读下面新闻，完成1—2题

潘建伟和他的六个世界首次

在短短几年里，中国科大的一个人数不多的研究小组竟然能够在世界顶级学术刊物发表36篇论文，对于高水平论文非常稀缺的中国科学界来说，是极为罕见的。在当今中国，发表一两篇高质量、原创性的论文可能并不稀奇，但在竞争激烈的世界科学的前沿牢牢地占据一个立足点乃至制高点，是弥足珍贵的。而这个小组的领军人物潘建伟教授今年才36岁。　　

第六个“世界首次”

在刚刚过去的10月，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教授领导的小组成了首次在《自然?物理》杂志发表封面文章的中国科学家。在这项最新成果中，潘建伟和杨涛、张强等人首次实现两粒子复合系统量子态隐形传输，并在实验中实现了对六光子纠缠态的操纵。

　　该项成果是“在大尺度量子通信研究中取得的长足进展。”《自然》杂志网站称赞道。“这是为量子效应在通讯和计算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方法。这种量子态隐形传输技术在将来的某一天使得强大的量子计算机成为可能。”

　　这是潘建伟小组在量子通信领域内取得的第六个“世界首次”。

　　“他的工作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不然会感到更强的震撼力。”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介绍说，潘建伟教授进行着最前沿、最具原创性的基础研究，研究每年都有突破，显示出很强的创新能力。

　　“现在为了对一个500位的阿拉伯数字进行因子分解，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将耗时上百亿年，而量子计算机只需大约几分钟。人们一旦拥有了一台量子计算机，目前的密码系统将很快破解，毫无保密性可言！”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教授陈增兵的话语中充满了自信。

　　量子信息专家郭光灿院士则指出，量子通信在未来的国家信息安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谁掌握了这个手段，谁就掌握了先机。　　

不怕输的精神

　　1970年3月出生在浙江东阳的潘建伟，从小却是个爱玩的孩子。他曾对别人说，父母从小就很重视对他能力的培养，从不限制他做什么，他可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感谢我的父母把家搬到了县城，因为到了初中，才发现在农村小学语文基础很差，英语根本就没有学过，初中后才第一次写作文，结果班主任老师只给了40分，当时我是班长，觉得很羞愧。但我有一种不怕输的精神，为了把英语学好，把同学约到家里来学，向老师请教，进步非常快。语文、英语就在那时打下了基础。”潘建伟说。

　　到了中国科技大学，他更有机会接受全面的教育。“当时班上高考状元就有7个，同学们的素质都很高，我从同学们那里学到了很多，对音乐的浓厚兴趣，就是受大学同学的影响。全面发展对我的人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很擅于向别人学习，同时保持着良好的心态。他认为，做自己喜欢的事是需要有耐心的，欲速则不达。“我愿意循序渐进地学习、工作。成功了，当然很高兴；不成功，也不觉得失去了什么。我一直很努力，但不拼着命学。”

　　潘建伟是爱因斯坦的崇拜者，在大学时就喜欢阅读《爱因斯坦文集》。“爱因斯坦的散文是最深刻、最美的，让我坚定了研究物理的决心。让我感觉从简单的事实后面可以找到一个规律，现在、将来不会变。”　　

一个年轻、成功的团队

　　2001年起，潘建伟在中国科技大学负责组建了量子物理和量子信息实验室，该实验室现在已经成为筹建中的合肥微尺度物质国家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科技大学很早就比较重视量子信息研究，因为有学校的支持，我们才能够深入做下去。”

　　潘建伟和他的团队成员都是30岁左右的青年学者，1969年出生的杨涛教授是年龄最大的一位，杨涛教授介绍说：“五个教授虽然学科背景不同，但大家在一起工作很愉快。潘建伟在理论和实验领域都有研究，我的学科是电子学，陈增兵、郁司夏偏重于理论，杜江峰研究核磁共振和量子博弈，我们的知识是互补的，在学科交叉中才有新的生长点。”

　　在团队里，潘建伟是一个出色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的同事陈增兵教授说，潘建伟很有激情，很会鼓励大家愉快地工作。作为一位领军人物，他的眼光独到，具有前瞻性。

　　陆朝阳是潘建伟的博士生。在他眼里，潘老师和蔼、亲切，第一次见面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本来没有报他的研究生，和他交谈以后，我就修改了志愿。在这个团队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做科研。”

　 “我从来不限制他们，关键是激发并培养他们对研究问题的兴趣。这些学生都要送到国外去学习一段时间，从事一项事业，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潘建伟了解国际量子通信的研究动向，积极推荐自己的学生到国外最领先的研究小组学习，潘建伟刚毕业的博士张强现在已经到斯坦福大学深造，陆朝阳也将不久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国外的研究小组都很乐意接纳他的学生。

　　良好的科研气氛，先进的设备，与国际前沿小组联系紧密，加上明确的目标和坚定的决心，年轻的潘建伟带领着年轻的团队，将我国多粒子纠缠态实验研究带入了国际领先水平。

整体发展才是最重要的

　 基于在未来20年内量子通信会有大规模运用，现在美国、欧盟、日本都非常重视这一领域。

　　郭光灿院士说，“在原创性研究领域，第二都是失败！中国人要在科学研究上争第一。从整体上讲，我国量子通信研究处于部分领先，整体发展才是学科建设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有更多的人多做一些事，经过10年、20年的努力，中国的国力就会有很大提高。”

　　量子信息研究正朝着量子密码、量子计算机、量子存储三个方向发展，目前潘建伟正在思考，如何让量子通信的整体研究能力得到提升。此时，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潘建伟和国外同行进行着量子存储合作研究，因为进行量子通信研究，没有量子存储这个技术基础，研究将无法深入下去。

“我到德国海德堡大学参与合作研究，是为了学习量子存储技术，在那里可以提高自己，在量子存储研究方面，海德堡大学是世界四个最高技术小组之一。三年的合作研究，我们已经在量子信息存储研究方向上有了相当的技术积累。从明年开始，我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国内，以期早日在国内完成量子信息传输技术和存储技术的综合。”潘建伟教授说。

（2006年11月2日《南方周末》，记者姚忆江，有删改）

1、下列对本则新闻理解和分析，错误的的两项是（ ）

A、潘建伟小组在量子通信领域内取得的第六个“世界首次”是运用量子态隐形传输技术研发了量子计算机。

B、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对一个500位的阿拉伯数字进行因子分解将耗时上百亿年。

C、潘建伟认为做事要有耐心，欲速则不达，对学习和工作应当循序渐进。

D、潘建伟积极推荐自己的学生到国外最领先的研究小组学习主要是为了培养他们团队的精神，因为从事一项事业，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

E、 因为进行量子通信研究，必须有量子存储这个技术基础，所以，潘建伟和国外同行进行着量子存储合作研究。

2、文章的标题是《潘建伟和他的六个世界首次》，但在文章里只提到了第六个“世界首次”，其它五次并没有提到，你认为标题和内容是否有出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