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列句子申，加线成语使用恰当的一句是

A.社会上有一些人禁不住毒品暴利的诱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制造、贩卖毒品的道路，最终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B.一个人如果总是在约束下生活，就会少一分天真，少一分自由。我愿意过一种挥洒自如的生活，我愿我的人生行云般随意舒卷。

C.材料作文给学生以极大的展示个性、表达情感的自由空间，但是有些学生没有仔细研究所给的材料，信马由缰，任意为文，结果导致作文失误。

D.由于工作负担过重，收人差别过大，一些公司出现了骨干员工跳槽的现象，这对于那些人才力量本不厚实的公司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必将影响到公司的发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①在古代文论中，我们常常见到“文”和“质”这一对词语。它们被用来评论作家作品，概括一定时代的文学风貌，还被用来说明文学的发展等，因此准确理解它们的含义十分重要。

“文”字的本义是指线条交错或者色彩错杂，由此引申出华丽、有文采的意思。而“质”字，凡事物未经雕饰便叫做“质”，犹如器物的毛坯、绘画的底子，因此含有质朴、朴素的意思。这一对词语最初不是用于评论文学，而是用来评论人物的。《论语?雍也》记载，孔子曾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话。这段话中的“文”、“质”，人们一般解释为：“质”是指“诚”一类内在的道德，“文”则是指文化知识一类外在的东西，“文”和“质”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其实按孔子原意，这里的“文”、“质”是指文华和质朴，都是就一个人的文化修养、言谈举止、礼仪节操而言的。一个人若是缺少文化修养，言辞拙朴，不讲礼仪，便如同“草野之人”；相反，若是过分地文饰言辞，讲究繁文缛礼，就如同那些掌管文辞礼仪的史官了。这里不存在本末内外的关系。

②以“文”、“质”二字论文学、论社会政治生活，与用它们来论人物有着密切关系。《韩非子?难言》论述向国君进谏之难：“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这句话可能就是本诸《论语》。其中“繁于文采”即“文”，“以质信言”即“质”，分别指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再后来，东汉班彪说《史记》“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很可能也是从《论语》的话而来。“质而不俚”是说文风质朴而不至于俚俗鄙野。“文质相称”是说文饰润色恰到好处，无过与不及之弊。魏晋以后文论中用“文”、“质”二字，多数情况下也都是指作品的外部风貌而言；只有少数场合可理解为近似于今日所谓的形式和内容。

③总之，古代文论中经常出现的“文”、“质”这对词语，大致上具有一以贯之的含义。古代批评家要求文学作品能够呈现出一种文质彬彬的动人风貌。当他们不满于文坛风气过于靡丽时，便强调“质”的方面；而当文风过于质朴时，又有人出来强调“文”的方面。“文”、“质”这对概念，体现了古人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要求和他们对文学发展规律的认识。

                                  （摘编自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文质论》）

1.下列有关“文”和“质”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文”和“质”这一对概念在评论作家作品、概括时代文学风貌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必须准确理解它们的含义。

B.在中国古代，“文”是华丽有文采之意，“质”含有质朴、朴素之意，这两个字从一开始就是用来评论人物的。

C.人们一般认为，“文质彬彬”就是形式和内容互相协调，其中“质”是指内在的道德，“文”是指外在的表现。

D.孔子认为，“文”有文华之意，“质”是质朴之意，“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文华与质朴相配得当才能成为君子。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这里“文”和“质”是就一个人的文化修养等而言的，“野”和“史”也没有本末内外的关系。

B.韩非子说“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其中“以质信言”是指以质朴的语言进谏，“鄙”则与孔子话中的“野”意思相同。

C.班彪说《史记》“文质相称”，这可能是借用了《论语》的意思，从文学角度对《史记》外部风貌作出了高度评价。

D.魏晋以后文论中“文”、“质”二字的含义也大都沿用了孔子的意思，只是少数场合可以大体理解为形式和内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韩非子?难言》指出，如果分别采用“文”或“质”不同风格，就无法达到向国君进谏的目的。这是“文”、“质”涉及社会生活的一个例子。

B.“文”和“质”这一对概念的含义，不但在古代文论中大致上是一以贯之的，它跟最初评论人物时的意义也是一脉相承的。

C.从古代文论来看，如果人们在文学创作中兼用华美和质朴的语言，那就会使文学作品呈现出一种文质彬彬的动人风貌。

D.当古代批评家不满于文坛风气，要求加强“文”或“质”的时候，就意味着当时文坛可能已经过于质朴或过于靡丽了。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在风暴中抠住两颗石子
1974年12月3日零时过后不久，顾准在风雪夜去世。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职务。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 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在人人穿黄绿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戴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并不奇怪。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15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但是这个人不服用。有关部门曾有意调他，他却坚持留在上海——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他被撤职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
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那段时间里他别无一事，夜不能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车辆开动之时，也就天色欲晓了。但他没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怀疑，当然有激愤和悲挫。但从他的日记来看，从来没有过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生。
一个月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凭此，他冲破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樊篱。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取得顾准这样的成就，是因为知识面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在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抠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
顾准后来说过，那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习惯一旦养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1960年，他被划为右派。他在日记里写道：“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那时他早已没有了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人家拉完。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
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某地，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与他一起被下放的吴敬琏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责他偷奸耍滑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的神态。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
顾准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个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个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而是监管者自己。顾准就是这样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反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上世纪80年代开始沉痛反思，回到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而顾准却在“文革”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这也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 
(节选自《读者》2010年第八期)
【小题1】下列对传记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