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少时则闻江南多临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及得三王^①所为序、赋、记等，壮其文辞，益欲往一观而读之，以志吾忧；系官于朝，愿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阳，便道取痰以至海上，又不得过南昌而观所谓滕王阁者。其冬，以天子进大号，加恩区内，移刺袁州。袁于南昌为属邑，私喜幸自语，以为当得躬诣大府，受约束于下执事，及其无事且还，傥得一至其处，窃寄目偿所愿焉。至州之七月，诏以中书舍人太原王公^②为御史中丞，观察江南西道；洪、江、饶、虔、吉、信、抚、袁悉属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愿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罢行之。大者驿闻，小者立变，春生秋杀，阳开阴闭，令修于庭户数日之间，而人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吾虽欲出意见，论利害，听命于幕下；而吾州乃无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馆人?　则滕王阁又无因而至焉矣！
　　其岁九月，人吏浃和^③，公与监军使燕于此阁，文武宾士皆与在席。酒半，合辞言曰：　“此屋不修，且坏。前公为从事此邦，适理新之，公所为文，实书在壁；今三十年而公来为邦伯，适及期月，公又来燕于此，公-得无情哉?　”公应曰：“诺。”于是栋楹梁桷板槛之腐黑挠折者，盖瓦级砖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鲜者，治之则已；无侈前人，无废后观。
　　工既讫功，公以众饮，而以书命愈曰：“子其为我记之！”愈既以未得造观为叹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乃不辞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乐，虽老矣，如获从公游，尚能为公赋之。
　　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韩愈记。注：①三王：写《滕王阁序》的王勃、写《滕王阁赋》的王绪、写《重修滕王阁记》的王仲舒。②中书舍人太原王公：王仲舒。③浃和：和睦。
1．对下列句中加粗词的解释不准确的一项是（　）
A．移刺袁州／刺：担任刺史。 
B．窃寄目偿所愿焉／偿：满足。 
C．愈既以未得造观为叹／造：制造。 
D．词列三王之次／次：次序、行列。
2．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粗词的意义、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 （　）
A．听命于幕下；而吾州乃无一事可假而行者／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   
B．窃寄目偿所愿焉／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C．以言事斥守揭阳／夫夷以近，则游者众   
D．乃不辞而承公命／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
3．以下六句话，分别编为四组，全部说明作者没有游滕王阁原因的一组是（　）   
①系官于朝，愿莫之遂 
②三王所为序、赋、记等，壮其文辞 
③便道取疾以至海上 
④前所不便及所愿欲而不得者
⑤吾州乃无一事可假而行者   
⑥窃喜载名其上   
A. ①②③
B．①③⑤   
C．②④⑥
D．④⑤⑥
4．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本文仅用数语记叙重修滕王阁之事，其余几乎均围绕向往登滕王阁而不得来抒写，既抒写自己的向往之情，也颂扬了王仲舒的政绩。
B．文章三次写自己没有游滕王阁的原因，其中写前两次不得游是第三次不得游的衬笔。
C．作者写第三次不得游滕王阁，实际上又是叙王仲舒政绩的衬笔，将王仲舒的政绩不经意中叙人。
D．韩愈极力倡导古文，却称赞王勃的《滕王阁序》而“壮其文辞”，以能“词列三王之次”为荣，可见，韩愈还是认为古文不如骈文的。
5．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私喜幸自语，以为当得躬诣大府，受约束于下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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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而吾州乃无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馆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适及期月，公又来燕于此，公乌得无情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将文中加粗的句子用斜线／断句。
愈既以未得造观为叹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乃不辞而承公命。

　　中国古人重立功甚于立言，两者兼具的读书人，或文以人重，或人以文重，却未必是自己的选择。
　　中国古人对历史人物的地位，有一评价次序，主张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最后立言。所以《史记》中列传的首篇是《伯夷传》，讲述伯夷和他的弟弟叔齐的故事。两人反对周武王以方伯的身份领兵攻打其君主商纣王，到周武王灭商而成为君主后，他们遂不食周粟而饿死。这样在事功上没有多少表现之人，仍可因其人格力量体现的意义而纳入历史记载，并领衔《史记》之列传，可知古代的历史意义，不尽取决于事功。历史记忆的重要，体现在《易经》所说的“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
　　不过，“德”既有跨越时空的通达一面，往往又是与时俱进、随地而异的。能历久不衰而长传的道德典范不多，因“立德”而青史留名的例子也很少。加以中国历代皇帝都想要作之君作之师，所以士人自然也多朝立功立言的方向努力。大体上，真能两者兼具的读书人，重立功仍胜于立言。
　　吴稚晖曾论历史人物说，“如以司马迁、司马光为譬，一是全靠一部《史记》，一是全不在乎什么《通鉴》不《通鉴》。又以苏轼、王安石为譬，一则有诗文集大见轻重，一则有同样的诗文集，丝毫在其人是非不加轻重”。简言之，司马迁和苏轼，更多是人以文重；而司马光和王安石，则其事功足以传世，其立言方面的卓绝，便不起决定作用。
　　吴氏一生历经求学、革命、为官、著书，立功亦复立言。观其于历史人物的见解，大致本乎立功、立言次序的古训，揭示出向以反传统自居的他，在安身立命处也深受传统浸润。复因其阅历丰富，老于江湖，故论事论人，眼光老辣，常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
　　与吴稚晖关系不错的胡适，少时不仅有意“立功”，且也有“立言”之意，留学时即拟在诗文上下功夫。而其安徽同乡梅光迪，则希望胡适像韩愈、欧阳修一样不“以文士自居”。梅先生甚至说，“文以人重。文信国、岳忠武诸公，文章皆非至者，而人特重其文”；若事功不足甚至“大节有亏”者，其当世文名虽盛，却难为后人所记忆。故希望胡适“抱定为学之旨，读尽有用之书，而通其意，将来学问经济，必有可观’。只要坚持“以文、岳二公为师，不必求以文传，而文自传”。
　　立功与立言之间那种略带竞争的紧张，虽近代新人物亦不能免。史家蒋廷黻出身教会学校，又是留学生，然“上进”之心不弱。北伐后他曾以清华教授身份晋见外交部长，在办公室外静候数小时，而其兴不衰（若是他的清华同事陈寅恪，必早已拂袖而去）。据毛子水说，蒋氏晚年时李济曾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没直接回答，反问李济：“济之，现在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司马迁和张骞的知名度，在不同的人中间是不同的。也不知道蒋氏心中究竟倾向于何人。或许他自己也是犹疑的，但他的选择是明确的——他不重快乐，而希望知道他的人多。从蒋氏的后半生看，他更多已弃司马迁而就张骞。不过，今日大家记得的蒋廷黻，恰是他或不看重的史作；而他曾向往的事功，则久已淡出我们的历史记忆。一个期望文以人重的人，最后仍不出人以文重之类，或许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吊诡？（文字有删改）
1．下列关于文中“文”与“人”的关系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古代既重立功又重立言的读书人，最终会以“文”还是“人”而被世人看重，往往不以他们的选择为转移。
B．在王安石身上，“人”足以传世，“文”也堪称卓绝，但他名留青史的原因中，“人”的作用远大于“文”的作用。
C．“人”和“文”表现出的略带竞争的紧张关系，不仅体现在古人身上，就是那些近代新人物也难以摆脱。
D．在作者看来，创造历史是为“人”，写历史是为“文”，前者所获得的精神上的快乐当然要比后者多一些。
2．下列能证明“真能两者兼具的读书人，重立功仍胜于立言”这一观点的一项是（     ）
A．伯夷和他的弟弟叔齐因其人格力量体现的意义而被纳入历史记载，并领衔《史记》之列传。
B．吴稚晖评论历史人物认为，司马迁靠一部《史记》，苏轼凭借诗文集而扬名立万，更多的是人以文重。
C．吴稚晖一生立功亦复立言，因其阅历丰富，老于江湖，故论事论人，眼光老辣，常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
D．史家蒋廷黻出身教会学校，又是留学生，然“上进”之心不弱；他的后半生更是弃司马迁而就张骞。
3．下列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德”既有跨越时空的通达一面，往往又是与时俱进、随地而异的，因此能历久不衰而长传的道德典范不多。
B．最终的结果是“文以人重”还是“人以文重”往往取决于当事人“重立功”还是“重立言”的主观愿望，也受制于史学家的解读。
C．梅光迪认为，若事功不足甚至“大节有亏”者，其当世文名虽盛，却难为后人所记忆。他的观点很好地诠释了“文以人重”的观点。
D．蒋廷黻属于那种可以牺牲快乐、期望创造历史的人，与他的清华同事陈寅恪有着不同的人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