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大卫·欧文

　　怀特森先生教的是六年级的科学课。在第一堂课上，他给我们讲了一种叫做凯蒂旺普斯的东西，说那是种夜行兽，冰川期中无法适应环境而绝迹了。他一边说，一边把一个大骨传来传去，我们都作了笔记，后来又进行了测验。

　　他把我的试卷还给我时，我惊呆了，我答的每道题都被打了个大大的红叉。测验不及格。

　　一定有什么地方弄错了！我是完完全全按照怀特森先生所说的写的呀。接着我意识到班里的每个人都没有及格。发生了什么事？

　　很简单，怀特森先生解释道。有关凯蒂旺普斯的一切都是他编造出来的。这种动物从来没有存在过。所以，我们笔记里记下的那些都是错误的，难道错的答案也能得分吗？

　　不用说，我们都气坏了。这种测验算什么测验？这种老师算什么老师？

　　我们本该推断出来的，怀特森说道。毕竟，正当传凯蒂旺普斯的头骨（其实那是猫的头骨）时，他不是告诉过我们有关这种动物的一切都没有遗留下来吗？怀特森描述了它惊人的夜间视力，它的皮毛的颜色，还有许多他不可能知道的事实。他还给这种动物起了个可笑的名字。可我们一点没起疑心。

　　他说我们试卷上的零分是要登记在他的成绩记录簿上的。他也真这么做了。

　　怀特森先生说他希望我们从这件事当中学到点什么。课本和老师都不是一贯正确的。事实上没有人一贯正确。他要我们时刻保持警惕，一旦认为他错了，或是课本上错了，就大胆地说出来。

　　上怀特森先生的课，每一次都是不寻常的探险。有些科学课我现在仍然能够差不多从头至尾地记起来。有一次他对我们说他的大众牌轿车是活的生物。我们花了整整两天才拼凑了一篇在他那里通得过的驳论。他不放过我们，直到我们证明我们不但知道什么叫生物，而且还有坚持真理的毅力时，他才罢休。

　　我们把我们这种——（zh3n）新的怀疑主义带进了所有的课堂。这就给那些不习惯被怀疑的老师带来了问题。我们的历史老师讲着讲着，会有人清清嗓子，说道：“凯蒂旺普斯。”

　　如果要我给我们的学校危机提出个解决办法的话，我一定会提出怀特森先生。我没做出过什么重大的科学发现，但我和我的同学们从怀特森先生那里得到了一种同样重要的东西，一种正视着某个人的眼睛，告诉他他错了的勇气。怀特森先生还让我们看到，这么做有时候是很有趣的。

　　这里面的价值并非每个人都能觉察到。有一次我把怀特森先生的事讲给一位小学老师听，他惊骇极了。“他不该像这样捉弄你们的。”那小学老师说道。我正视着他的眼睛，告诉他全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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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沙漠里真有魔鬼吗？在那时人们的知识水平看起来，确像是有魔鬼在作怪。但是人们掌握了自然规律以后，便可把这种光怪陆离的现象说清楚。这种现象在大戈壁夏天中午是常见的。当人们旅行得渴不可耐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很大的湖，里面蓄着碧蓝的清水，看来并不很远。当人们欢天喜地向大湖奔去的时候，这蔚蓝的湖却总有那么一个距离，所谓“可望而不可即”。阿拉伯人是对沙漠广有经验的民族，阿拉伯语中称这一现象为“魔鬼的海”。这一魔鬼的幻术到了19世纪初叶，才被法国数学家和水利工程师孟奇所chu#_________穿。孟奇随拿破仑的军队到埃及去和英国争夺殖民地，当时法国士兵见到这“魔鬼的海”极为惊奇，就去问孟奇。孟奇深深思考以后，便指出：沙漠中地面被太阳晒得酷热，贴近地面的一层空气温度就比上面一两米的温度高许多。这样由于光线折光和反射的影响，人们产生一种错觉，空中的乔木看来像倒栽在地面上，蔚蓝的天空倒影在地上，便看成是汪洋万顷的湖面了。若是近地面的空气温度下面低而上层高，短距离内相差七至八度，像平直的海边地区有时所遇见的那样，那便可把地平线下x*n________常所见不到的岛屿、人物统统倒映在天空中，成为空中楼阁，又叫做海市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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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士情怀

　　探险家终于倒在了罗布泊。正如他预言的，倒下时面对着东方，面对着上海。

　　此时此刻，我正在听他的一个录音，那是一个月前他与上海大学生的谈话。他分明在说：欧洲近代的发展，与一大批探险家分不开，他们发现了大量被中世纪埋没的文明。在中国，则汉有张骞，唐有玄奘……现在，世界上走得最远的是阿根廷的托马斯先生，而他已经年老。中国人应该超过这个纪录，这个任务由我来完成。……走在有的路段，每分钟都可能死亡，但死亡不算什么。8年前的我早已死亡，走了8年，倒是从无知走向________，从浮躁走向________，从浅薄走向________。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因此，在那远天之下，有我迟早要去的地方……

　　——听着这些语言我十分惊讶，一个长年孤独地跋涉在荒漠野岭间的灵魂，怎么会驮载着这般见识、这般情怀！他究竟应该算是什么样的人呢？

　　大地自有公论。据我所知，他早已获得了一个尊称。不管在哪儿，他听到最多的声音是：“请停一停，壮士！”直到沙丘上那块纪念木牌，仍然毫不犹豫地重复了这个古老的称呼：壮士。

　　壮士，能被素昧平生的远近同胞齐声呼喊的壮士，久违矣。

　　与一般的成功者不同，壮士绝不急功近利，而把生命慷慨地投向一种精神追求。以街市间的惯性眼光去看，他们的行为很不符合普通生活的逻辑常规，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就以一种强烈的稀有方式提醒着人类超越寻常、体验生命、回归本真。奥运健儿的极限性拼搏也是一种提醒，而始终无视生死边界的探险壮士则更是提醒我们作为一个人有可能达到的从肢体到心灵的双重强健，强健到超尘脱俗，强健到无牵无挂，强健到无愧于缈缈祖先，茫茫山川。壮士不必多，也不会多，他们无意叫人追随，却总是让人震动。正如电视上那位新疆女司机说的：看着这个上海人的背影，心想，以前自己遇到的困难都不能叫困难了。

　　但是，“这个上海人”也有一点小小的苦恼：“一路上很多人都不相信我是上海人，甚至硬要我说一句上海话作为测试，因为上海话很难冒充。”——为此，上海人很难说什么，大家只记得纪录片里他与上海电视台的记者告别，彼此用的是上海话。余音刚刚散尽，背影已飘浮进沙海，不再回归。

　　好在探险家留下了许多作品，他的身影，他的目光，他的发现，他的惊喜，他急于要把眼前的罕见景象留下来呈示给人们的热忱，都能在这些作品中找到。这是一个寂寞者寄给喧闹世界的一份厚礼，这是一个远行者交给自己家乡的一笔遗产，当然，这也是今天的探险家远比张骞、玄奘们幸运的地方，是壮士的另一种回归。不久前当他的摄影作品在上海展出的时候，展览馆中曾出现过空前的轰动，成千上万的上海人摩肩接踵，瞻仰着这位既熟悉又陌生的同乡人遗留在遥远异乡的风采，这个热闹景象实在让人欣慰。本文前部分文字，曾作为那个展览的序言刊出，现在他的遗著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且略加数语，移作该书序言，再一次表达我对探险家的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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